中日青年学生的对话:文化交流视角下的古代文化遗产

2019年9月16日下午,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日本政法大学文学系历史系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艺术系主办的“中日青年学生对话:文化交流视角下的古代文化遗产”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文婧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系和日本法律政治大学文学系历史系的80多名学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王志高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罗秀山、徐建波副书记齐冯春、徐峰副院长、日本政法大学裕仁教授出席。

现场研讨会(照片由杨思琦提供)

开幕式上,罗秀山书记代表学院向远方的日本师生表示热烈欢迎。后来,日本法律政治大学的裕仁仁泽教授介绍了研讨会的由来。为了克服语言给学术交流带来的障碍,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南京师范大学、李继仓、刘可为、郭辉三位老师以及复旦大学本科生担任翻译,以沟通两国学生之间的交流。

罗秀山书记致欢迎辞

裕仁仁教授的讲话

开幕式后,在王志高主持下,研讨会进入专题讨论部分。第一次演讲是由日本法律和政治科学大学、上野基瓦那、黑田行彦和小樽商业大学藤井伸弥的学生发表的。他们的演讲主题是“中国古代影响下的日本服饰变迁”。

首先,肯尼·吴晴描述了汉服的起源及其流入日本的过程。她指出,汉族服装是汉族人的传统服装,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古代汉族人以五行思想衍生的五色和十二章划分的服装等级为基础,不断完善和创造出具有汉族特色的各种服装,即汉族服装。日本受奈良时代唐朝的影响,包括服装。平安时期唐朝使节结束后,日本服饰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接下来,藤井的学生介绍了日本使用中国服装的例子。她从中日两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开始,包括汉字、水稻种植技术、马具、铁等。在明日香和奈良时代,派遣使节到唐朝促进了日本对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吸收。从10世纪到12世纪,日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化,即“民族文化”。在此期间,日本服装从汉族服装变成了十二件单品和其他和服。最后,同学藤田幸子介绍了和服从镰仓时代到现在的发展。镰仓武士政府诞生,“猎装”和“水干”成为礼服,而高级女性更喜欢穿“束腰外衣”和“长被子”。在室町时代,曾经是普通人日常工作服的“直下”变成了武士服,而“小袖”则在男女中流行开来。江户时代,从中国引进的由“薄纱斜纹”或“黑丝”制成的柔软“小袖”非常流行。明治时代,虽然政府试图将人们的衣服改为西式,和服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学生一路用汉语说话。虽然发音不是很标准,但这三个学生用外语说话的勇气和精心准备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钦佩。三个学生精彩的叙述让中国学生对日本服装的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是预期的讨论和问答环节。

讨论中,中日学生就“唐朝使者”后中日服装交流方式、和服“腰带”的功能、木屐与和服搭配的文化意义、和服与中国服装的图案差异及演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中国学生提问

第二篇是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王文瑶的演讲,题目是“三国襄阳蔡玥墓出土铜马反映的文化交流”。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青铜马是2008年在襄阳蔡玥三国墓中出土的。襄阳历史文化学者叶芝先生根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推断,墓主人是张继,汉末董卓将军,凉州军阀,并认为这是董卓破坏长安、洛阳青铜器时张继截获的一匹铜马。王文瑶讨论了青铜马。

整理完文献后,王文瑶认为,刘表招募张继侄子张绣等部队后,为了安抚人民的心而在让城(今河南邓州)被杀的张继很有可能被埋葬。然而,当张绣加入刘表时,他驻扎在离蔡玥墓还有一段距离的兰城和宛城(今河南南阳),所以张继更有可能被葬在张绣的驻扎区,而不是刘表的控制区。其次,他质疑叶芝先生的观点,即“永初二年八月一日,张氏三用”中的“张氏”是指用户的怀疑。他认为“张氏”应该是创造者,而不是使用者,考虑到碑文的含义和风格,从而推断墓主人是张氏。后来,他分析了史书上的铜马形象和董卓销毁的铜马记录。他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足以支持董卓关于洛阳铜马未被完全销毁的推论。此外,汉代人能够制作更精致的马模型。相比之下,从蔡玥墓中制作粗糙的青铜马不适合在首都展出。因此,蔡玥墓中的铜马应该与长安和洛阳的铜马无关。接着,王文瑶梳理了汉金时期铜马的考古资料,分析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出土铜马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铜马造型风格、装饰特点和铸造工艺。最后,通过对蔡玥墓铜马与西南和西北地区汉金铜马的比较,结合蔡玥墓出土的西南和西北风格的其他文物,他认为蔡玥墓铜马在造型、装饰和铸造工艺上表现出对西南和西北地区铜马艺术的吸收,这是地区文化交流的反映。

在这次讨论中,日本学生提出了中国不同地区铜马造型风格差异的原因,以及蔡玥墓和中国西南地区铜马铸造技术差异的问题。王文瑶一一回答了他们。

日本学生提问

第三场比赛有四位发言人,分别是日本政法大学本科生田伟博、中村一树、坂口洋田和樱井万奈。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用英语发表了题为“日本东京反映明清中日关系”的演讲。

坂口尤达首先介绍了这次演讲的一些关键概念,包括陶器、瓷器、景德镇、油田鸡、伊万里和青花。之后,三位学生分别介绍了明清时期游天热发展的三个阶段。

田伟波分析了第一阶段日本烧荒发展的因素,重点是欧洲对日本烧荒的重视和需求。在18世纪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瓷器之前,欧洲只能从国外进口瓷器,所以瓷器在欧洲非常珍贵。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亚洲瓷器出口到欧洲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中中国的青花瓷是主要的货物。到17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明清之交。景德镇瓷器工业受到战争的影响,产量下降,逐渐不能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瓷器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对瓷器的需求转移到了日本,玉田烧开始生产出口瓷器。

中村的一位同学分析了日本国内需求对横田热发展的促进作用。日本瓷器最初完全是进口的。17世纪初来到日本的韩国工匠李申平发现瓷土后,日本开始制造瓷器。景德镇瓷器产量下降后,日本接受了欧洲的许多订单,也不得不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在需求的刺激下,日本的陶瓷烧制技术得到了改进,烧制陶瓷的窑炉数量显著增加。

樱井万里奈展示了景德镇复兴后国际瓷器市场的变化。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政局的日益稳定,景德镇作为官窑的生产得到了恢复,而《沾海令》的颁布促进了中国出口瓷器的恢复。在中国瓷器再次涌入国际和国内市场后,日本瓷器开始采用创新设计进行发展。具有日本特色的红色和金色绘画、樱花和菊花图案使日本瓷器在欧洲很受欢迎,而景德镇也开始制造类似于外销瓷的瓷器。然而,随着景德镇瓷器占领市场,日本的贸易伙伴荷兰也开始走下坡路,用于出口的烧地量也开始下降。

最后,坂口尤达总结了这个群体演讲的内容:欧洲市场对瓷器的需求已经从景德镇转移到日本的山口组,这推动了山口组的发展。明清时期中日两国在瓷器生产上存在着互动关系。明清之际,中国陶工可能来到了游天地区,或者日本陶工可能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制瓷技术,这可能是推动游天烧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田伟小波集团做了发言

在第三场讨论中,中国学生提出了关于1637年的问题,当时中日双方都进入了战争时期,但两国的瓷器生产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窑大烧在上升阶段是否吸收了中国青花元素,清代窑大烧是否与中国珐琅颜色有所交流。日本学生给出了严肃的回答。当需要书籍帮助解释时,日本学生非常真诚地走下讲台,向提问的学生展示相关材料。日本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风格和礼貌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篇是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唐程辉的演讲,题目是“从地域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玉萍笛的起源与传播”。在对古籍和现代报刊进行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唐程辉阐述了家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屏小迪的起源和传播。

他首先根据《甘龙玉屏县志》的相关记载指出玉屏笛子是明初郑氏传入玉屏的外来物。然后,通过对《云南旅游日报》和《川井堂史超》中玉屏小迪的记载的研究,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玉屏小迪在它存在的三十七年里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后来,他梳理了嘉庆至宣彤文献中玉屏笛子的记载,从而清晰地描述了玉屏笛子从在当地的小名气到发展壮大的过程,进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笛子文化。

在完成对时间维度的解释后,他还从空间维度解释了玉屏小迪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通过对现代报刊和文人笔记的检索,可以发现《玉屏小笛》和《弟妹》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广为流传,与江苏、四川、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交流,成为中国著名的传统乐器。

最后,唐·程辉介绍了近年来玉屏开始制作日本传统乐器千叶箫的情况,表明中日文化交流在新时期仍在深入发展。

在讨论中,日本学生提出了关于玉屏笛子在引入其他地区时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玉屏笛子的起源的问题。唐·程辉根据自己积累的文献逐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专题讨论后,研讨会进入自由交流和讨论部分。中日学生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如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参观外国博物馆的感受、对对方国家的印象、选择出国学习的原因以及学校集体合作学习的方式。会场的气氛也从之前专题讨论时浓厚的学术色彩转变为轻松活泼的生活氛围。南京师范大学的胡若东用流利的日语与他的日本同学交流了学校课程的话题,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钦佩。

不知不觉地,已经是晚上6点了,研讨会就要结束了,但是所有在场的学生都感到不满意。主持人王志高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今天中日两国学校的学生所做的报告非常精彩和精彩。通过今天的研讨会,他感受到了两所学校学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风格:对日本政法大学两组学生的研究视角宏大,展现了时空背景的广度;然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从微观角度讨论了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主持人王志高教授总结说

最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齐冯春教授致闭幕词。他赞扬了今天发言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并高度赞扬了中日之间本科生的交流。他指出,中日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尤其是中日两国作为近邻的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